20年前，1998年3月27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制药公司辉瑞研发的一种新药，它的药片是淡蓝色的，一面写着辉瑞公司的英文名“Pfizer”，另一面写着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VGR”。这就是大名鼎鼎的Viagra，在中文里，它被习惯性地称作“伟哥”。 伟哥的主要作用是治疗“ED”，也就是勃起功能障碍，这种病在中国有一个更直白的名字——“阳痿”。伟哥治疗阳痿的功效是被偶然发现的，1991年，辉瑞公司在测试枸橼酸西地非那（Sildenafil Citrate，“伟哥”的主要成分）的降血压效果时，屡屡有男性被试者发现，这种药有促进勃起的“副作用”……7年后，伟哥正式投入市场。 这枚蓝色小药丸在美国掀起的风潮无须赘言了，它被认为“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性观念”。然而两年后，辉瑞公司信心满满地带着它来到中国市场时，迎接它的却是意料之外的冷遇，尽管根据辉瑞公司的估算，在当时的中国，40至70岁之间的阳痿患者的数量高达一亿。 在当时，“伟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药。自1983年湖南省沅陵县医院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男科以来，中医男科就成为了中国男人治疗阳痿的主要渠道。男科的诞生在中国的意义或许可以与伟哥对美国人的意义相提并论。制度上的承认，使得阳痿从一种“卧室秘密”甚至“道德缺陷”，变成了一种“正式的疾病”。它值得被重视，需要被治愈。因为性欲，连同其他一切曾被残酷压抑的个人欲望一样，有其存在的合法性，有被追求的价值。这是当时正在经历剧烈社会变革的中国，释放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今天，当我们回溯“伟哥”进入中国，以及其背后男科诞生，阳痿“显形”的那段历史，我们会看到一个处于新旧之间、中西之间，雄心勃勃又有些不知所措的中国。全球市场的怀抱向其敞开的同时，本土文化的规约力量依然强大；历史被暴力地阻断，而新的现实却在迅速地切割着尚在疗伤的人们；性与商品纠缠在一起，权力和一种具身的无力感诡异地共存。 在美国创造了神话的伟哥， 为何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1999年年末的一个周日午后，北京电视台的演播室里请来了三位全国知名的泌尿科医生，通过接听热线电话的方式，回答全国观众关于勃起功能障碍——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阳痿”——的问题。 人类学家张跃宏当时就在演播室里观看了现场直播，根据他的描述，演播室里有四位男助理负责接听电话，记下问题，然后将问题交给美国制药公司辉瑞在北京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由他来选择其中一位医生回答问题。在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里，电话不间断地涌入演播室，甚至还有很多女观众打来电话，咨询她们丈夫的问题。大部分的问题来不及解答，只能留下医院的电话和地址，好让患者改日上门问诊。 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摄影师对张跃宏说：“阳痿，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 这次电视问诊节目是由辉瑞赞助的一场营销预热，半年多之后，该公司研发的“神奇小药丸”万艾可（Viagra），俗称“伟哥”，正式进入了中国市场。 关于Viagra的中文译名，还有一段小插曲，“伟哥”本来是辉瑞公司的首选，但在注册时却遭到了拒绝，因为一家中国制药公司提前抢注了这一药名。尽管后来“万艾可”成了Viagra的官方名称，但在民间，人们依然使用“伟哥”这一有明显性暗示意味的译名来指称这种神奇的小药丸。在本文中，我们也沿用了这一约定俗成的叫法。 由于在美国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伟哥进入中国市场之前被辉瑞公司以及中国的医生和性学家寄予了厚望。在伟哥引进中国的头几个月，中国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一股“伟哥热”，许多记者来到医院的泌尿科和男科蹲点，想要看看“伟哥”的销量如何，更重要的是，他们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由于伟哥的引进，一时间，与性有关的话题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变得空前可见，一位医生就曾对张跃宏说：“伟哥让人们谈论性容易了很多。” 伟哥
然而，辉瑞公司很快就发现，伟哥在中国的投放可谓是雷声大雨点小，之前对于伟哥在治疗阳痿上取代中药的预期落空了。事实上，伟哥在中国的销量起初并不理想，这一点，无论是对于辉瑞的医药代表还是对于中国的医生来说，都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数据显示，从伟哥开始投放美国市场的1999年起，到2004年，全球范围内一共开出了1.7亿张伟哥处方，其中中国只占150万张。并且，中国医生开出的伟哥处方上的药量普遍低于美国，根据张宏跃在北京、成都两地泌尿科和男科门诊的观察，大部分的患者对伟哥抱有怀疑的观望态度，他们通常会让医生先开几粒，给他们回家试一下。
伟哥在中国的销量不理想，主要有几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患者对副作用的担忧。在成都的一家西医医院的泌尿科，一位33岁的阳痿病人向医生抱怨中药没有效果，医生向他推荐了伟哥，随即发生了下面这段对话：
病人：伟哥有什么副作用吗？
医生（开玩笑地）：最大的副作用就是太贵了，99块一片。
病人：那要治好我的阳痿，得吃多少片？
医生：一片只能管一次用。
病人（难以置信地）：什么？那如果我年纪轻轻就吃了这么多，那以后怎么办？
这样的担忧在当时的泌尿科和男科门诊里相当普遍，尤其是对于年纪尚轻的患者来说，长期、大量地服用伟哥，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为。
当然价格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一片99元的价格对于千禧年中国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来说，无疑是非常昂贵的，但在辉瑞的医药代表看来，价格的绝对值并没有其相对值具有参考价值，一位医药代表曾对张跃宏说，很多抱怨伟哥太贵的中国男人，反而愿意花几百元请客吃饭。在他看来，问题不在于伟哥太贵了，而是在食与色之间，大部分中国人还是更看重前者。
但另一重现实是，昂贵的价格催生了黑市交易，各式各样的“土伟哥”被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渠道生产出来，在情趣用品商店甚至部分药店，都可以轻易买到，并且只需要1/3左右的价格。甚至还有人将伟哥粉与中药粉混合在一起，制造出一种中西医结合的新药……
在张跃宏看来，价格并非是伟哥销量低迷的主要因素，他甚至表示，即便有一天伟哥变得像阿司匹林一样便宜，仍会有一部分中国男人不愿意服用，因为他们害怕对其产生依赖，而这种恐惧主要源于伟哥起效的方式：一片换来一夜雄起。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这种作用方式类似“春药”，可能会刺激过度的性欲，而过度纵欲在很长的时期内，都被中医认为是导致阳痿的原因之一，大量的古代典籍中，都有关于过度纵欲而导致身体衰竭甚至英年早逝的记载。于是，在临床对话中，医生不得不一再澄清伟哥与春药的不同：春药指的是用于提升人的性荷尔蒙水平的药物，因此有刺激性欲的作用，而伟哥却与性荷尔蒙水平无关。
进一步讲，“阳痿”本身就是一个中医的概念，与西医所说的“ED”（勃起功能障碍）不同，阳痿并不是一种局部的功能障碍，而是一个人整体健康状况、他的“精气神”的一种外在表征。反过来说，性能力（potency）也并不是在某一次的交媾过程中正常勃起和保持硬度的能力，而是一种内在的、持续的身体属性。研究中医的人类学家冯珠娣曾在《日常生活的技术》一文中这样解释中医对于阳痿的理解，她说，在西医看来，阳痿是阴茎的问题，但在传统的中医语言中，被着重强调的部分不是看得见的“茎”，或者表面的“不举”，而是看不见的“根”，即在一种失调的生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疾病本身。因此，无论是在阳痿的问题上，还是在其他疾病的治疗上，中医专家和普通中国人一致相信：“西医治标，中医治本。”
辉瑞公司的医药代表也意识到了这种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他们一再强调，在阳痿的问题上，区分治标和治本是没有意义的，判断一个男人是不是阳痿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他能不能勃起。但显然，这种说法对中国患者来说缺乏说服力，在他们看来，在一次性行为中勃起，和一直拥有（不借助药物）勃起的能力显然是非常不同的。
有趣的是，这种区别在西方社会同样存在，例如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就曾在《不安分的主体》（The Ticklish Subject）一书中将伟哥称为“阉割的终极手段”（the ultimate agent of castration），他认为，在帮助男人勃起、缓解阳痿的恐惧的同时，伟哥也将性行为本身“去性化”了，如果一个男人吞下一粒药就能勃起，也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种象征意义上的性能力。换言之，伟哥将勃起变成了一种机械的状态，而不是男性的一种自我表达。
齐泽克《不安分的主体》 在这里，齐泽克其实已经对伟哥神话背后的一套西方中心的性观念提出了批判，而这种性观念在刚刚迈入千禧年的中国的水土不服，是中国患者无法对这种神奇小药丸放下戒备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在伟哥与中药的市场争夺背后，是中西医建构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性伦理在当代中国的撕扯：中医认为，性关乎一个人整体的健康与活力；而西医的性伦理则聚焦于生殖与性愉悦。因此，对于许多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保养”一种性能力，或者保持性活跃，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养生的要求，而并非单纯的享乐。 阳痿“流行”背后： 与生育解绑、又与资本捆绑的性 回顾中医的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阳痿就已经被视为一种疾病，但中国的第一个男科却直到1983年才诞生。也就是说，两千多年之后，治疗阳痿及其他男性性功能障碍的医学实践才正式被制度化。男科的创立不仅意味着中医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它还成为了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一部分。 这种变化的第一方面，体现在性与生育的解绑。在漫长的封建时期，性的首要目的是生育，其次才是愉悦，传宗接代在儒家伦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传统中医的观念中，阳痿常常与不育联系在一起，这导致在许多国人的印象里，性无能（impotence）与生殖障碍的界定一直是相对模糊的。毛时代对于个人欲望的压抑和对生育的鼓励，更使得生育成了治疗阳痿的唯一正当理由，换言之，尚未生育的阳痿患者几乎是那个时代唯一可见的阳痿患者，不论他们的不育究竟是否是阳痿造成的。 即便有了生育做幌子，阳痿依然是难以启齿的。在男科出现之前，阳痿患者只能求助于中医内科医生。根据一位医生的回忆，阳痿患者在主诉自己的病情时，经常“绕弯子”，他们会先说自己头、胸和背部的不适，告诉医生自己失眠、没有食欲，甚至不会主动提出他们想要寻求治疗阳痿的药物，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十分常见的。但有了男科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当一个患者走进男科时，便不再“绕弯子”，非常直接、明确地说出他们阳痿的问题。也就是说，男科创造了一种空间，让阳痿患者可以没有顾虑地坦露他们的困扰。 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男科门诊做田野调查时，张跃宏发现，男性的生殖问题更多与精液质量有关，而并非阴茎穿透阴道的能力，而后者才是阳痿的问题所在。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以生育为目的治疗阳痿的患者明显减少了（大约只占到20%左右），患者对于治疗效果的评价也是基于他们和伴侣对性生活的满意度。 男科门诊 男科的出现反映了国家在生命政治层面治理术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计划生育带来的空前严格的人口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对性压抑的放松。这两者既是同时发生的，也是密切相关的。性学家潘绥铭就曾指出，政策制定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计划生育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性与生育的解绑，从而让性欲本身被合法化了，因为“过去几千年以来，以生育为核心的性一直被当做反对享乐主义的有力武器”。 因此，在许多关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研究中，像一种流行病一样爆发开来、并在公共空间内——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话语上——能见度极高的阳痿，都被视作个人欲望觉醒的表征之一。性欲开始被视作一种正当、积极的追求，毛时代那种对性的唯恐避之不及已经成为了过去。 这并不意味着，关于阳痿的道德警戒被彻底解除了，事实上，围绕着阳痿的羞耻感，从来都没有彻底消除，只是改换了形式。在毛时代，对性的关注和追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堕落的生活方式，无论一个男人是否阳痿，满足个人的性欲望和性快感都是不道德的。因此，对于阳痿患者而言，寻求治疗的羞耻感（也就是意图恢复纵欲的能力所带来的羞耻感）甚至超过了阳痿本身的羞耻感（即丧失男子气概的羞耻感）。而改革开放以后，性无能被认为另一种“无能”的身体表征，这种“无能”是适应新时代的无能，是参与市场竞争的无能，更直白地说，是一种赚钱的无能。换言之，随着时代更迭，革命主体被替换为了新自由主义主体，而无论在哪个时代，性无能都是一种对时代要求的背离，一种不合格。 在性与生育解绑的同时，它又深深与资本捆绑在了一起，这是变化的第二方面。 人类学家冯珠娣通过分析1994年的一部电影《二嫫》来解读这种捆绑。影片讲述了一个靠卖麻花面和编筐子为生的农村妇女（二嫫）一门心思想买一台全县最大、县长都买不起的电视机的故事。她的丈夫是昔日的村长，因为腰伤失去了劳动能力，同时也失去了性能力，二嫫卖面卖筐的所得，是全家唯一的收入。 电影《二》海报 二嫫之所以发神经一样地想要一台电视机，是因为她的邻居“瞎子”（并不是真的盲人）靠着一辆破卡车成了村里的富户，他家就有一台电视机，“瞎子”的女儿每次都喊二嫫的儿子虎子去看电视，但“瞎子”的媳妇却因为猜忌“瞎子”与二嫫的暧昧关系而对虎子没好脸色，为了不受“瞎子”媳妇的气，二嫫答应儿子给他买一台全县最大的电视机。 在这个故事中，二嫫丈夫的阳痿只是一个不重要的支线剧情，除了反复出现的熬药、喝药的画面之外，并没有过多着墨。但这个连名字都没出现，一直被全村人称呼为“村长”的男人，与二嫫的情人“瞎子”之间，却构成了一组有趣的对照，前者代表了集体主义时代的秩序和权威，后者则是改革开放成就的农村新贵，在冯珠娣看来，前者的“无能”（无论是性无能，还是劳动能力的丧失）象征着中国剧烈转型下社会身体的去势。 而二嫫的命运则像是一个更宏大的“国族寓言”，她既无法治好丈夫的阳痿，又因为不想被当做一个“卖炕”（卖淫）的女人而与“瞎子”分手，从她的个体命运中，可以投射出转型期中国农村的困境——旧的秩序已经宣告失败，无可救药，新的希望依旧渺茫，并且意味着更为沉重的代价。 如今，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了30年，伟哥进入中国也已经18年了。通过不断地教育市场，它在中国的销量有了显著的提升，与此同时，各种类似效用的替代药，也陆续加入了市场争夺，这其中有外国进口的，也有本土研发的。我们从一个欲望萌发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欲望过剩的时代，但焦虑和无力感却不曾真正退去，对症的“神奇小药丸”也许还没有找到。
